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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前的中国宪政改革】维也纳大学东亚学院汉学系夏白鸽:今年是中国开始宪政改革110周年。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因、波折和结果而言,110年前的历史轨迹竟能与今日直接衔接,且共同之处颇多,吊诡之处亦似。然而,中国的历史还是不要再继续相似下去为好。
2016年02月19日 07:25 AM

110年前的中国宪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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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29日是农历正月初五。春节刚过,中国派驻英、法、德、美的大使联衔发表声明,称五年内中国必能改行立宪制度。这一年上半年,中国派出的两路政治考察团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亚、美、欧大陆之间,重点就是考察宪政。同是1月29日这一天,政治考察团中的一路正在美国华盛顿参观华盛顿故居。考察大臣戴鸿慈在日记中赞叹美国开国总统“自以身为公仆”,认为这是美国历代总统均遵循的原则。也许是有感于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他感慨道:“诚哉,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1905年7月15日,光绪皇帝发布谕旨,派考察团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1906年两路考察团历时半年有余,遍访当时欧洲的十三个国家(涉及今天的十五个欧盟成员国)和美国、日本。1906年9月1日,光绪颁布预备立宪诏书,向世界宣布中国将由君主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从此,至少在名义上,中国将宪政作为国家管理体制的既定目标。德国汉学家弗兰克(Frank Otto)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中国考察团学习西方的国家管理制度”。(《科隆日报》1906.2.25)

今年是中国开始宪政改革110周年,值得纪念。不过笔者开篇讲述这段历史的目的还不在此。本文所要引出的话题是,将一百多年前和今天对比,历史何其相似。笔者所指相似之处,并非指中国为了政治体制改革派员考察东西方政治制度,以期择善而从。就这一点而言,历史恰恰相反。然而,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起因、波折和结果而言,一百多年前的历史轨迹却能与今日直接衔接,且共同之处颇多,吊诡之处亦似,令人不能不发出历史如此相似的感慨来。

就历史给中国人提出的命题而言,一百多年前和今天,人们都同样在关注中国的变革,呼吁中国的变革,期许中国的变革。一百多年前人们关注中国的改革,重点是中国政治体制,而这一命题同样是今天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百多年前,体制内的改革者针对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人治还是法治的命题,他们在《请定国事以安大计折》中开篇便直奔主题:

“太后、皇上,请想一想,中国的内政外交何以一败涂地,中国为什么求强反而越来越弱,求富反而越来越贫?何以如此?请仔细看看中国实行的是什么政体吧。太后、皇上圣明,足以判断。

政体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当今世界政体有两种,一个叫专制政体,一个叫立宪政体。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以人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因此,这样的国家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立宪的国家,以法治国而不是以人治国,因此这样的国家也易于国泰民安。”(笔者将原文转换成了白话文)

看看今天,人治还是法治依然是百姓检测中国政治体制究竟为何物的标尺,也是近年来执政者们反复提出的核心问题。

一百多年前,人们在焦虑中等待着中国的巨变,同时又担心保守势力的反扑。体制内外的改革者们都清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专制体制本身,来自于那些专制体制内的利益集团。面对体制内的保守势力,改革者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独不利于官。因为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形。彼其心……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镇国公载泽的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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