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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户籍限制势在必行】经济学家孙涤:中国“两会”应该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取消城乡的户籍限制。户籍限制的巨大扭曲有目共睹,约束着几乎所有的市场交易和思维判断。户籍改革能否成为中国改革的“白吃的午餐”,带来深刻的转型红利?
2016年03月02日 07:13 AM

取消户籍限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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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中国“两会”在即,作为中国年度政经大事,“两会”财经议程着力点应在何处?什么才是中国经济的真问题?FT中文网近期组织相关专题讨论,编辑事宜,联系jin.xu@ftmail.com。

中国“两会”在即,要是我们还有能力做顶层设计,还有勇气直面问题,还有决心推进改革的话,那么明确提出取消城乡的户籍限制就是势在必行的改制举措,而规划和落实具体的配套措施则是我们能否有这种能力、勇气和决心的试金石。

户籍限制的巨大扭曲有目共睹,当今世界里可说是绝无仅有。历来对此的批评不绝,然而迄今为止仍是社会的一大特色,约束着几乎所有的市场交易和思维判断。但是却有能成为改革的一顿“白吃的午餐”,带来深刻的转型红利。这里所说的“白吃”,当然是对今后若干代人而言,前此几代人为之付出过痛深创巨的代价。开放以来,户籍的扭曲已有了显著地化解,不过始终未能射出“临门一脚”,恐怕是“先富起来的”城市居民的利益要作出相应调整,因而步履踟蹰。

周其仁所著《中国做对了什么》2010年出版时,曾送笔者一册,细读之下我对他检视中国改革经验而得出的精当见解很是赞同。这里且引用其几个观察和结论。他说中国改革成功之根本就是因为,“拥有举世罕见、数目惊人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邓小平设计的方略和步骤“大幅度降低了经济体制的运行成本。”而邓公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从这个视角,让超过欧洲总人口的勤勉劳动力“先流动起来”,流转到能够焕发其生产效率的地域和生产组织,是为关键。其背后的制度推手,也是从户籍制度的严酷限制的“不让”到有限度的“让”。

眼下的问题丛集,我们又“将做对什么?”换言之,中国人面临的实际约束是什么?怎样放松拓展,从而让人们更充分地施展生产潜能?

上星期FT中文网刊出(《农民工市民化,不是恩赐是权利》陈杰),对户籍限制作为国人身份认定和差别待遇的不合理性有了很好的概述。作者尖锐地指明,户籍限制的是国民迁徙、居住和职业选择的基本权益,所造成的歧视远远不止经济利益。然而,这些基本的“天然权利”怎样回归非城镇居民,尤其是还给在城市胼手胝足辛勤劳作了几十年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呢?如果不是“天赋”或“恩赐”,他们又如何才能得到?

历史的经验反复在昭示人们,在这世上,凡是好的事物无不需要努力竞取。白得或浪得的,无法长期保有,即便靠运气或被赐予,或迟或速也会得而复失。

彻底废止户籍限制难在哪里呢?试错和改革,博弈到今天,户籍制度处在某种均衡,惰性的均衡而非效率的均衡状态。城里人或许以为乡下人是生来如此,他们不配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公平待遇,是素养技能不够,或对城市建设贡献不足。略加分析,这些偏见都站不住脚。譬如上海,有多少条马路靠本市居民来清扫,又有哪栋高楼是市民盖的?

户籍限制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为历朝历代所无。造成城乡悬殊差别的户口制度象一座高坝,阻断了城乡的交流,造成两边水位的巨大落差。其实这座大坝的合拢晚至1958年。它的法规依据是那年一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一九五八年一月九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一纸公文就断送了公民的基本权益,竟成了日后“全民的共识”。得到严格执行的户籍限制条例,和1954年颁行的宪法是直接违背的,54宪法的第90条所规定的公民有迁徙居住的自由被搁置起来,直至1975年被新版宪法干脆取消,以后没再恢复,倒是名实相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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